当心那些熟读罗马史的彭斯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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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10-09 18:43

当心那些熟读罗马史的彭斯们

2018-10-09 17:51来源:格隆汇技术/改革/国企

原标题:当心那些熟读罗马史的彭斯们

作者:谭保罗 来源:南风窗

博弈是暂时的,利益却是永恒的。但如果博弈是为了更加长期的利益,那么就千万不要低估博弈的时间跨度,以及对手的决心。

2018年的10月国庆节,好像分外不平静,朋友圈充斥着不少负能量:彭斯演讲,打砸售楼处,港股大跌……

国庆节最后一天,终于等来了好消息,中国央行公布,将在15日起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。有人估计,降准可以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。

但10月8日的开市第一天,股市并没有对“好消息”做出应有回应,而是相反——沪指当天跌3.72%,深成指创业板指跌逾4%,两市超过3200只股票下跌。

其实,在这个特殊时点,股市已经不再具有指标的价值。你必须知道,中国主要机构投资者多半有着地方国资和中央国资的背景,因此涨或者跌,一定程度上并不体现市场的真正走向。

我们应该关注中国经济内核中那些更重要,更深层的东西。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年份,忆往惜今,弥足珍贵,审视过去靠什么,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

1 、中国人

19世纪后半叶,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的叙述中,时常可以读到加州铁路华工的悲惨,以及他们的勤奋和节俭。

华工每12小时可以铺设铁轨16英里,但同样来自贫苦之地的爱尔兰工人,却只能铺12公里。华工有储蓄的习惯,但爱尔兰工人喝完大酒,找完妓女,工资可能就所剩无几。

同样,20世纪初,在西线和德国作战的英法军官们,也感叹华工的吃苦精神和劳动能力。挖掘战壕,在同样的时间之内,华工可以挖掘200立方英尺,而印度人只能挖150-160立方,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作业能力则是140立方。

前不久,一位中字头的国企朋友对我说,在迪拜、新加坡的工地,南亚次大陆劳工的工作能力也明显逊色于中国的农民工。在国内工地,农民工可以连续工作一天不休息,但印度人四五个小时就要停一下。

某种意义上讲,一百多年以来,人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,离不开中国人的血肉故事。体力劳动并不低端,它很大程度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和智力水平。我甚至认为,它远比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多少奖牌更有指标意义。为什么?

其一,体力劳动包含智力因素。使用工具来劳动,本来就是人类智力进步的标志。一个工序的完成精确度,即是人脑对信息的反馈快慢和处理效率的体现。

其二,体力劳动是有组织的。组织性是人类发展进入高级阶段才有的,不是吗?

第三,也是更重要的,体力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是一个民族体力和智力的平均值,它不需要专门的训练,也不需要遴选。相比而言,精英竞赛(金融、奥数、诺奖)等,掺杂了太多社会治理、规则运行等方面的因素。作为代表一个民族智力水平的指标,它们不纯粹,而且偏差严重。

当然,以上对比,并不是说明其他民族在生理方面的落后性。比如,中国人“能吃苦”,其实一定程度也是被逼出来的。对吗?我的意思是,中国体力劳动者的强大,远非“能吃苦”这么简单,它代表着这个民族整体体力、智力并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。

因此,在这个意义上讲,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,固然是奇迹,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14亿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庞大民族。农村的青壮年抛妻别子,骨肉分离,城市白领每天都神经紧绷,脸色暗淡,大小老板像经济动物一样奔跑和盘算。即使是官员,也必须成天辗转于招商引资的各种“战场”——某种意义上讲,他们更像企业家。

总之,经济奇迹是中国人应得的,不是别人给与的。

2、不确定

关于中国的经济路径,长期以来,辩论分为两派,一派是凯恩斯式的,即主张有为政府,财政货币政策干预永远不可或缺;一派是芝加哥学派(或者奥地利学派),主张自由市场,企业家精神才是未来。

其实,另一个学派更和中国未来有关。

在经济学界,有一个骨骼清奇的瑞典学派,但由于地理偏僻,经济体量太小,所以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长期被世界冷落。但它的清奇之处在于,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,眼光毒辣。

它的主要观点对应着三个议题。

1、意识形态:瑞典学派认为,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根本区别不是所有制,而是纵向的中央集权和横向的地方分权之别,所有制只不过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。

换句话说,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只是“表”,而社会权力到底集中到谁手中,这才是“里”。

2、贫富问题:瑞典学派认为,经济增长过程中,劳动和资本(技术)相比,分配会占据劣势,而劳动者又占据多数,那么劳动者分得越来越少,必然影响社会的整体效用。

另一方面,资本家(企业家)财富占有多,拿走一部分的“痛苦”,也必然远低于劳动者得到这部分的“快乐”。因此搞一定程度的“社会主义”,其实是好事,这会让社会的整体福利最大化。这是北欧高福利社会的思想渊源。

3、禀赋理论: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,李嘉图更进一步,提出比较优势理论,而瑞典学派看得更加透彻,他们看到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优势背后,其实是禀赋(自然资源、人力禀赋等)的优势。

因此,一个国家要崛起,必须发挥自己有优势的禀赋,比如人力丰富,那么就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。如果资金充裕,则大力进军资本密集型产业。

以上三个议题,对中国人来说,好像都似曾相识,对吗?是的。但我们只讨论第三个议题。

关于比较优势和中国的禀赋,在这里讨论已经意义不大,因为我们听了几十年了,耳朵起茧。

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,瑞典学派在禀赋理论中,还有一个深化和发展。他们研究发现,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禀赋(要素)的差异,最终会被填平。因此,一个经济体不能总是依靠某一个禀赋来发展自己。比如,劳动力的价格优势,必然随着出口产业的发展而消除,劳动力会变得稀缺,价格也会走高。

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之路,其实和瑞典学派的观点是吻合的。在长三角和珠三角,制造业的用工成本已经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3倍,中国的禀赋,已经不再是劳动力价格,而是产业的配套和公共服务。

产业配套的转移成本比较高,而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又有着很大关系。因此,中国的某些禀赋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不了的,这给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留出了充裕的时间。

然而,特朗普希望改变这个现状。

3、对手

经济之所以成功,根基是禀赋,方法论则是分工。一言以蔽之,中国做对了三个“分工”。

一是中国与他国的分工。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,分享全球化红利,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。

二是“国”与“民“”的分工。国有资本卷缩到产业上游,控制能源、金融,把下游让出来给民企,让民企出口创汇,解决就业,安定社会。

三是政府与社会的分工。国企改革之后,中央政府把福利“包袱”抛给了地方政府(社保基金主要是地方在管),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,那么实际上等于抛给了社会。这个策略,如果不做价值评判,它对经济增长的确非常有效。

现在,这三个“分工”都面临挑战。

其一,特朗普希望破坏第一个分工,即通过贸易战和关税壁垒,将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之中不断挤出。

其二,某些国进民退的趋势,正在危及第二个分工,国企、民企信用差异太大,如果不分工,必然造成很大的效率损失。

其三,人口老龄化和社保基金的空账,给中央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,抛给社会的“包袱”可能又重新回来。果真如此,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不可估量,它可能一定程度迫使央地财金关系的重构。

后面两个分工,是内部问题,在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治理之下,通过改革,是可化解问题的。但特朗普对第一个分工的破坏,则是外部约束。某种意义上讲,这可能是一场博弈的持久战,最好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,美国的利益集团重利而已,任何事情都能靠钱来解决。

美国是个奇特的国家,它的国家治理包含着联邦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杂糅,也有民粹主义和精英治理的混合,这种奇特的平衡之术,保证了它建国两百多年来,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。总之,它长期都是世界第一强国,以至于很多美国精英将国家自比罗马。

的确,这个国家的很多年轻精英曾一度习拉丁文,读罗马史。罗马是人类历史上,持续时间最长的朝代,如果算上苟延残喘,气息衰弱的拜占庭帝国,它光是帝国时代就持续了将近1500年,如果加上共和国时期,那么罗马持续了差不多2000年。在中国,如果去掉断代王朝(西汉东汉、南宋北宋等),所有帝制王朝从未超过300年。

罗马持续时间之长,很大程度在于它能够不断消灭威胁自己的对手,这是罗马精英和上流社会一直以来的共识。

迦太基人曾经是地中海的霸主,由迦太基大将汉尼拔率领的野战军驾驶着战象,将罗马军团打得丢盔卸甲。地中海即是当时的世界,迦太基人相信,武力是暂时的的,而商业才是永恒的,只要和罗马形成海洋贸易的纽带和经济利益捆绑,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才华,完全可以与罗马和平共处,万世千秋。

并且,迦太基的富人也认为,自己没有国界,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(地中海沿岸)到处配置自己的资产,他们要做 “世界公民”。

但结果是,罗马人认为必须消灭这个对手,短期商业利益的损失,无关大碍,只有成为地中海的唯一强权,才能带来真正的超额收益。最终,崇尚商业的“经济动物”迦太基人被罗马人屠城灭国,他们永远从历史上消失,空留残缺的城垣让后人凭吊。

博弈是暂时的,利益却是永恒的。但如果博弈是为了更加长期的利益,那么就千万不要低估博弈的时间跨度,以及对手的决心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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